近年来，随着工业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工业博物馆受到了政府、企业和社会更多的关注。2016年工信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2018年工信部印发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均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利用工业遗产建设工业博物馆，将工业博物馆归为工业遗产利用的一条路径。

　　经过十几年来持续扩展，中国的工业博物馆在形式、定位、展陈方式等方面已逐步成熟和多样化，成为收藏、阐释、保护和研究工业遗产的重要场所。但是，目前依然存在非国有博物馆遇到设立症结、藏品法律地位不清晰和社会化程度有限等需要解决的难点。

　　“重现”与“新建”

　　2018年初，工信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工业遗产、工业博物馆摸底调查工作，共收到488家工业博物馆的信息。工业博物馆主要有“重现”的工业博物馆和“新建”的工业博物馆两种建设形式。重现类型的工业博物馆一般是利用了工业遗址或既有的工业空间改建为博物馆，如矿硐、车间厂房、站房等，内容与所属遗址、空间相关或有所扩展。中国铁道博物馆基于正阳门火车站站房、沈阳工业博物馆铸造馆在沈阳铸造厂厂房基础上扩充延展内容、开滦博物馆由唐山矿的矿井改建而成。而新建的工业博物馆往往不受遗址、主题和尺度限制，自由发挥的空间比较大，一般都会结合当地支柱或特色产业。唐山（中国）工业博物馆、深圳市工业展览馆均属于此。此外，还有比较特殊的一类工业博物馆，是利用一部分工业遗址或旧厂房旧设施建成，但是展出内容突破了工业遗址本身包含的主题，广义来说，也属于新建的工业博馆。如重庆工业博物馆，是在重钢（钢迁会）旧址上建立的博物馆，而展出内容扩展到重庆市域的工业发展历程。

　　工业博物馆根据立足点不同也有不同的定位。沈阳工业博物馆立足于中国工业发展整体情况，天津近代工业博物馆、杭州近代工业博物馆等立足断代工业史，唐山启新水泥工业博物馆、太原的中国煤炭博物馆立足行业发展总体情况，重庆工业博物馆、柳州工业博物馆着眼于地域工业行业发展，贵州三线建设博物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则展示特殊阶段工业发展，还有立足企业自身宣传的武钢博物馆、湖南益阳达人纺织工业博物馆等等。

　　依不同展陈方式，工业博物馆也分为以展示生产、产品和历史。第一类一般围绕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线、窑址等）或模拟的工艺流程组织展线，与工业生产空间的逻辑顺序关联紧密，如中国阿胶博物馆、湖北水泥遗址博物馆、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等；第二类一般围绕产品升级发展的逻辑组织展线，例如北京汽车博物馆、成都电子科技博物馆等；第三类一般以工业企业的发展历程为主线，注重图片和档案的展览，如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秦皇岛港口博物馆等，后两种博物馆大都选择新建或利用旧厂房重新组织的博物馆空间。

　　需要解决哪些难题？

　　我国目前的工业博物馆形式丰富、层次多样。但仍然冀望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非国有工业博物馆的设立存在程序困境。非国有博物馆的设立难题由来已久，而在工业博物馆领域尤为突出。工业企业本是最直接、最有条件设立工业博物馆的主体之一，出于企业文化和形象宣传的需要，许多工业企业或其管理者对于设立工业博物馆也有积极性。但是按照现行博物馆法规规定，博物馆在初始登记备案时，需具备一定数量级藏品且公证保全；博物馆正式成立以后，这部分藏品属于社会公共财产而非个人或任何企业，终止博物馆时资产处理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使许多企业对于“博物馆”望而却步，退而设立展览馆、陈列室（有些冠以博物馆之名），不纳入博物馆体系。这样无法直接分享博物馆体系的专业指导和文化红利。

　　工业博物馆的藏品缺乏法律地位。机械、设备、工具、产品等可移动的工业品在工业时代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如首台套大型装备、早期的卫星和飞船等，虽然有些已经被认定为文物，但数量上远远未达到实际需求。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中，也未对可移动工业遗产做出认定。因此，虽然许多博物馆已经参与到工业品征集收藏中，但实际操作中所藏工业品却没有文物地位，不受文物保护法保护，缺乏必要保护资源。工业博物馆的职能的有效运转，这就需要形成工业藏品认定的常态机制。

　　工业博物馆的社会化程度尚待提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有限，许多工业博物馆存在引用并不严谨的历史故事，科学原理、成分结构交代不请等共性问题，这使得在展线本应最有看点、最富教育意义、最可孕育出新产品的环节沦入平庸和“老生常谈”。这种状况，与馆内研究力量缺乏足够的外部科研合作有关。二是开放程度不够。相当数量的工业博物馆，特别是企业博物馆开放时间短，参观流量有限，社会认可度不高。

　　以上问题，均可以通过对科研院所开放研究资源、对社会开放场馆和场地资源实现，例如，参与当地工业旅游的线路营销，开展研学课程等。工业博物馆的活化，期待馆藏资源的社会化使用。

　　（作者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研究专员 研究方向为工业遗产保护）